吕效平：一所好的大学一定要有戏剧和摇滚

好评如潮，票房过千万， 

来自校园的话剧《蒋公的面子》 

是如何做到的？ 

为什么是南京大学？ 

广州本土大学生剧团 

是否能从这儿取取经？ 

9月5日、6日连续两晚，票房一路走红的话剧《蒋公的面子》亮相广州市第二少年宫小剧场，这也是该剧时隔四个月再度与羊城戏迷见面。自从今年3月走出南京大学校园开启全国巡演后，《蒋公的面子》至今已巡演了16座城市，演出80余场。接下来，《蒋公的面子》还将在11月进行美国纽约、洛杉矶、旧金山、达拉斯、休斯敦等多座城市巡演。 

用戏剧指出道德的困窘之处 

羊城晚报：《蒋公的面子》获得的赞誉已经很多了，而大学生做话剧其实很普遍，为什么南京大学这部戏脱颖而出如此成功？ 

吕效平：外在地看客观条件，我们主要得益于两点。首先，南京大学的戏剧学科有90年的历史，这个其余大学是没法比的，很多大学也根本没有这个专业。其次，校方对我们比较宽松，领导比较开明，观念比较现代化，就算他们不开明，他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90年历史的学科的艺术创作也是开不了口的。在全部过程中，没有任何人审查我们的剧本，剧本文责自负，没有任何人审查我们的排练后才允许演出，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当然，主观上来说，我们的学生毕竟是学这个专业的，《蒋公的面子》之所以能做到这样，得益于我们在戏剧观念上比较现代和超前。 

羊城晚报：全国范围来看，您认为如今大学生的戏剧创作水平如何？ 

吕效平：我认为现在全国学生的业余创作水准还是比较低的，对于戏剧观念也不大明白，尤其是在团委、导师指导下的创作。他们不大明白的一点是，戏剧艺术应该是指出道德的边缘所在，指出道德的困境所在，但从中国戏剧100多年的历史来看，我们太习惯于用戏剧阐释道德，塑造道德榜样。欧洲中世纪的戏剧也是这样的，但从文艺复兴开始，欧洲走向现代化以后，现代社会的戏剧绝不是这样的，比如说莎士比亚、契科夫，都不是这样的。 

羊城晚报：您认为《蒋公的面子》可以给我们广州本地的大学生话剧剧团提供哪些借鉴之处？ 

吕效平：如果要向广州做戏剧方面的小朋友讲点什么，我特别想讲的是要解放思想。戏剧不是他们在戏剧舞台上看到的那样，也不是像他们老师讲的那样，我们要积极地向莎士比亚学习，向契诃夫学习，戏剧艺术是用来指出道德的边缘所在，指出道德的困窘、尴尬之处，我们了解道德的困窘之处的时候，我们就真正地了解了戏剧的悲剧和喜剧，人的一切悲剧其实都是源于道德的无能为力，无论我们怎样做，都是犯罪，无论我们怎样做，都在给自己辩护的理由。比如《雷雨》，比如说莎士比亚的戏剧，有时可能就是一念之差，也可能是点石成金。我们的小朋友要是知道这一点，做出真正的悲剧和喜剧来，他们可能一下子就可以上到比较不错的高度。 

要在精神领域“捣点乱子” 

羊城晚报：现在大学生话剧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局限，讲讲校园生活，主题和表现形式都还是比较学生气。 

吕效平：即使写校园生活，只要精神上达到自由的状态，也是好的。我认为校园戏剧不要一味强调走出校园，我们有点不同，是戏剧学专业的，其他学校做戏剧的孩子可能是学计算机的、学化学的。你不能想象一个医学院没有自己的医院，但你不可以要求一个学计算机的、学化学的学生去办医院。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是校园戏剧，但我们是双重身份，我们也是专业戏剧。 

多说一点比较抽象但非常重要的，一所好的大学一定要有戏剧和摇滚。中国的大学教育落后于世界许多发达国家，既没有戏剧也没有摇滚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好的大学不是给我们以信仰，而是教我们以怀疑，从人类现代大学的历史上看，除非中世纪，任何好的大学绝非给我们以信仰，哈佛给我们以信仰吗？耶鲁给我们以信仰吗？只有摇滚和戏剧是最表达反叛和怀疑精神的，是属于年轻人的。做戏一定要有自由的精神，董健教授有句话，他说，戏剧就是要在精神领域“捣点乱子”。规规矩矩的东西根本不配称做戏。 

羊城晚报：温方伊在创作《蒋公的面子》这个剧本时您是怎么指导的？ 

吕效平：我对她的要求只有一个，无论如何一定要写成喜剧，这是规定的，除了这点之外，非常重要的创作也就是文字上的东西，还是靠她自己去写。在具体写作上，因为她改了五稿嘛，每一稿我都要跟她谈的。她小孩子还是听我的，就是这样性格，不会跟你争论，我说的她就去做了，最多是她做不到的时候耍耍赖。 

羊城晚报：为什么校园戏剧会选择商业巡演的方式？ 

吕效平：我们即使在学校里演，也是卖票的，当然是很便宜的，以前每年开学都会有争论，交了学费，为什么还要买票看戏，但现在这种争论已经没有了，大家已经接受了。除了我们戏剧专业的，其他业余的剧社做的戏，现在卖票也没有人指责，这是一种自由的选择。 

我们在学校的第二场演出本来是安排了十场，但没想到不断加演，一直加到了29场。后来有家房地产公司说他们年底的戏让我们来演，我本来说你们房地产商的观众群让我们怎么演？但结果没想到，1200人的大剧场，座无虚席。演出现场只有三种情况：热烈掌声、哄堂大笑、鸦雀无声。这是南京戏剧二十年来没有过的状况，非常好。 

我们看了后，知道可以在外面演了，于是后来在南京市演了十场。再到后来的全国巡演，一步步做下来。 

讲得理想主义一些就是，我们好不容易冲破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，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戏，有这样一个空间，我们对历史负责，对中国负责。为什么不多演一演？难道我们不应该谈一谈独立人格、自由精神吗？难道我们不应该谈一谈先人的问题吗？难道我们不应该谈一谈大学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吗？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那些想做民间戏剧的人看到一丝阳光？让那些在主流戏剧体制中混饭吃的人感到一些羞愧？ 

《蒋公的面子》不是不可复制 

羊城晚报：怎么看对这部戏的批评？ 

吕效平：学术界对这部戏的批评不多，比较多拥护。戏剧界会批评说，这部戏看得见导演吗？这是对的，我们导演在里面不作为。批评说这部戏有舞美吗？这也是对的，我们的舞美也不作为。关于导演、舞美好不好，这些都可以讨论，是非常宝贵的。那什么是最好的导演？在我看来，最好的导演一定是在戏里丝毫不漏痕迹的。若大量的导演手法无处不在，但丝毫不能感动人，难道这就是好戏吗？也有另一种看法，这种导演不作为，要他干吗？这两种看法永远讨论不清楚，但是可以讨论的。 

羊城晚报：有评论说《蒋公的面子》的成功是不能复制的，对于当下的民间戏剧来说，生存还是很大的问题。 

吕效平：确实在当下环境里，做戏是比较有难度的，但这是短暂的冬天，这种情况会改变。比如说，《蒋公的面子》不但在南京大学没有被审查，江苏省委宣传部看完以后给我们拨款200万元，我们在北京、上海演出的时候，即使上边不支持、不宣传，但也没有反对，这就是进步。在当下，戏剧不容易出来，但是，做得巧也是可以出来的，关键是你怎么做。现在民间做戏主要不在于文化专制，而在于缺乏现实主义精神，往往自己把自己阉割了。2006年我们也有一部戏《人民公敌事件》，广州也有学校演了这个戏，都可以做出来的。 

所以，我不认为《蒋公的面子》是不可以复制的。我甚至这样讲：哪里有我们这样的团队，哪里就可以做出来。但是谁能说我们这样的团队是不可复制的呢？不是的。这几年你有听说哪个戏做出来了然后被毙掉了？没有。你没有这样的戏，光说文化专制有什么意义呢？ 

《蒋公的面子》故事梗概： 

1943年蒋介石初任中央大学校长时，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共进年夜饭，这使教授们非常为难，他们争吵了一个下午：给不给蒋介石这个面子呢？ 

“文革”中，三位教授必须交代是否接受蒋宴请了。诚惶诚恐地回忆往事，真相难觅。 

剧情在1943年的重庆茶馆、教授家中与1966年的南大某房间之间穿越。三位教授为了洗清自身历史问题，为了证明自己没去赴宴，聚在了一起。他们回忆往事：1943年的冬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去不去吃饭，关乎蒋公的面子，也关系到这三位文人的面子。由于个性不同，政见不同，这三位教授发生了争论。 

文人的争论，永远没有结果。利益的判定，简单明了。去还是没去，真相难觅。 

    《羊城晚报》 

     何晶；李虹霖；王笑 

    2013年9月8日